日本的资本自然不会束手就擒，在整个二月份都在顽强抵抗。

    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下跌只不过是暂时的，除去那些不利的消息，整个日本的经济还是一片大好，根本没有任何消息能够证明日本的经济在下行。

    不过只是持续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快，日本的股市还在继续下跌。

    这一次下跌从二月十九号开始，连续开出两条红线后，第三天日本指数再次暴跌一千点以上，跌幅高达3.15%，之后的一个交易日，多头反扑无力，结果造成后续的两个交易日继续暴跌，日本的指数继续下行，整整两个交易日下跌了2500点。之后二月的最后两个交易日虽然略微有些上涨，成功地收复了1500点，但整个三月份的基调已经定了下来。

    最残酷的三月，对于许多日本企业和股民来说，无疑是极其惨烈和灾难性的。指数从34587点一路下跌到四月初的28002点，整整跌了超过六千点，比巅峰时期的38957点已经相差超过一万点，市值则少了三成多。

    看上去泡沫被挤得差不多了，或许现在的市值才能真正反应日本的经济状况。

    在一月份开始的时候，出于对股市现状的担心，很多资本抽身撤离，抛售了不少日本的股票，造成市场的下跌，而下跌又反过来加速市场的恐慌情绪，造成更多的股票抛售。在这种情况下，融券的情况大大改善，某些资本又可以肆无忌惮地做空，再次加速市场的下跌。

    这就像是一个怪圈，下跌使人害怕，然后就是抛售，然后就是继续下跌。

    一切都是信心在作怪。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从日本股市上抽身离开的国际游资有部分并没有就此撤离日本，而是投入到当时还是炙手可热的不动产市场上，这也为未来不动产市场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很奇怪的是，日本对股市下跌惮度很暧昧，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相关的观点。或许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很满意。

    是的，政客们一直担心的泡沫问题得到了解决，不枉他们在上一年频繁地加息。国际游资也满意了，他们在此之前既通过看多股市赚了钱，后来又及时地抽身，在期指上也赚了不少。

    受到打击的是日本的企业和普通的投资者。相比于那些大企业来说，普通的投资者可能受到的创伤更大些。

    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交易员们每个人大约分到一千万美元左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在日经指数上作，而不是重新回到原来的投行里工作。这些时间得到的利润已经超过他们大部分人一辈子能拿到的薪水，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单飞成了必然。

    这些交易员很快投入到五月份的日经指数合约上，信心十足的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是多么有幸加入了一场伟大的战役之中。四月开始，日本指数开始复苏，得益于第一季度漂亮的经济数据，日经指数终于止住了颓势，并且开始了连续三个月的上涨，最一度冲上33344点，年前三个月份的行情没有再出现。

    这些交易员大多赌错了方向，很快将手中的资金输掉不少，后来这些人有的拿着所剩不多的资金回到西方，有的则开始反向做多。

    至于马克西姆，他和吉姆私下达成的交易也因为吉姆的基金解散而作废，在拿到一千万美元之后，他选择环球旅游，同时观察哪一个市场的机会会更大。

    而吉姆本人，则和大多数人一样，也全力投入到新加坡的日经指数市场上，不过他很快发现，市场和他作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作为单个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再也找不回来那种呼风唤雨的感觉。很快，他就在四月十八、十九两个交易日上因为赌错了方向，而凭空输掉了五百万美元。

    从此吉姆这个人消失在东京的街头，在这里混生活的外国人里也很少发现他的踪影，直到后来九七年，吉姆才重新出现。

    至于那笔资金，除了部分依然继续在新加坡市场上进行作外，大部分都回到了欧美，然后化整为零，变成一家家投行、基金、银行等的第一季度的利润。当然，对于那些在这段时间出力的分析师、交易员们，资本也很大方地开出了数额不菲的支票奖励。

    其中史丹利公司内部对衍生品的一些交易人员进行丰厚的现金奖励，因为在公司内部，不容许开出超过十万美元的支票，因此有些交易员领到了好几个信封。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即便是合伙人，每年也不过数百万美元的奖励。

    这些动辄数百万美元的奖励强烈地刺激到当时在史丹利公司清算部门工作的一个年轻人，自感在史丹利公司前途无望的他，在金钱的强烈刺激下，跳槽到了欧洲一家历史悠久的老牌银行，做起了证券交易上的工作。

    很快，由于工作出色，他就将被派往亚洲，主持这家银行在亚洲的业务。后来，他干出了一件轰动全球金融圈的大事，直接把他的东家搞到破产！

    不仅如此，也因为他弄出的这些事情，直接将新加坡交易所在日经指数期货上的老大地位给推翻了，从此，新加坡期货交易所不再是投资日经指数的第一选择。

    他就是尼克里森，未来的日经之王。

    （事实上，尼克里森是在八九年离开史丹利公司的，这里为了小说的需要，年份稍有改动。）